Tuesday, December 25, 2007

我对警察枪杀医生案调查的困惑


广州警官执法时枪杀了一名医生,众生出于自身安危很是关切,新任部长孟建柱想必也急得挠头,否则就无法解释部里边何以会高度重视了。广州市公安局很快发了个声明,通报了若干一面之词,给死者头上拍了一推不是,似乎他有该杀的理由活该被杀,警察有开枪的必要没办法不开,但考虑到政法委张桂芳书记老在鼓励警察用枪,这老兄又是几年前南都冤案的罪魁,再加上近年来死于黑枪之下的百姓多了点儿,而官方每次澄清的可信程度都不高,所以证人王燕铭的眼见为实,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不光大伙儿想听听王燕铭会怎么说,海珠公安对他的金口更是重视异常,他要是把真相和假象都胡说出去,那可要了分局长的老命,警察鸣枪杀了一个医生不要紧,副教授级的医生也不过是老百姓,连累了一位局长交椅不是玩儿的,所以才不得不缠着他协助调查,哪怕一扣六十个小时也在所不惜。只可怜了这位搭错车的证人,深更半夜见到警察来查车,好人心里含糊都得先吓一跳,眼看着朋友死在身旁更是魂飞魄散,事后两三天了又见不到家人,边儿上除了警察就是专案组,心里话跟谁说该怎么说,的确犯难。

虽说王燕铭不能见光,有很多事还不清楚,但警察举措失当和有诸多蹊跷,很难说特别光明正大,却是显而易见的。以常理而言,既然你依法执行公务,只要正义在手成竹在胸,把个鸟人毙了也就毙了,没去大张旗鼓地庆功授奖,就算足够谦逊足够低调了,有什么必要这么惶惶不可终日透着特别理亏呢?再说局里的通报在调查前就已经说清楚了,还有必要调查吗?敏感而又蹊跷的调查,就摆明了警方心里发虚。

王燕铭不是犯罪嫌疑人,他似乎没有对某个贪官行贿,检察机关可以要他协助调查;调查的是枪击案不是交通违章,海珠警方是调查对象不是调查人,开枪的警察应该协助调查才对。王燕铭坐在车里,他成了枪击案的证人,协助调查好歹是客是在帮警察的忙,他不该被讯问60个小时;其次,不妨设想,街上有人杀人,凶手把证人控制了要求协助调查,这自然不对头,因为凶案该由警察调查,可这回是警察杀人,警察的大佬把证人扣住了协助调查不让露面儿,怎么想都觉得别扭。当然,要是专案组借海珠分局一块宝地扣押证人,似乎还好说一点儿,虽然照样说不通。

这年头儿年年被蛇咬,实在是怕死了井绳,不得不对警察多个心眼儿,不敢给个棒槌就认真。当年河北霸州的警察杜书贵枪杀路人,去年太原警察打死了北京同行,聂树斌被冤杀到现在都没人认帐,孙志刚惨死在收容所里,伏法的打手就真的一点儿不冤吗?该出事儿的凶手就没一个漏网吗?哪回都看他们高度重视郑重其事地调查,哪回都没听见痛痛快快地有句真话,从来都是黑箱作业嘀嘀咕咕的。我由此担心,扣住王燕铭协助调查是假,耳提面命妨碍调查是真。

广州警察在张桂芳的领导下一向又臭又硬,单凭北京前不久开了个会就不说瞎话了?我不敢说我不信,但老实说我看着实在是玄,何况真相从来不全是是真相。


浦志强

20071116 于北京

我看聂树斌案的再审

女士、聂树斌和王书金合建一座纪念碑!

——我看聂树斌案的再审

据《南方周末》上周报道,聂树斌案的申诉已被接受,进入了最高法院再审的审查立案阶段,虽然王书金案并未中止诉讼,但他的死刑不会被轻易核准,证人性命暂时无虞,事情或许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再审的审查对象是生效判决,将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是否错误和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由于涉及法院利益,再审从来艰辛异常。君不见衙役如狼似虎,神州冤狱遍地,铁路线上络绎不绝,永定门前人头攒动,但通过再审翻案者几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城不相信血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庶民犯法与王子和黑社会同罪,都只是美丽的传说。

但这个消息仍然令人振奋,因为公正的再审有助于重塑司法的公信力:聂树斌沉冤昭雪,等于还冤死者一个清白;再审维持原判,无异于还河北省一个清白。考虑到河北政法委的拖延调查,两年来对调查结果的秘而不宣,以及对王案指控的工于心计,洪洞县衙能否公道饱受质疑,河北回避聂案的再审和王书金案的审理,已经十分必要。

杀人偿命似乎天经地义,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没有余地。至于程序,由于没有证据排除原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口供一旦打出来也能当证据使,因而聂树斌是否遇到了刑讯,口供是否给他定了罪,估计很难查清楚。印象中,刘涌的死缓判决,辽宁高院有过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情形存在的闪烁其辞,但马上就有人主动上门要了他的命——连注射用车在开庭之前就早早到位了——只要自认为正义在手胸有成竹,最高法院照样未审先定,但这就是错案发生的原因。

所以再审的关键,是看指控罪名到底有无证据。法律不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也不要求他证明自己无罪,全面收集证据践行不枉不纵,既是检察机关的职责,也是国家对公民的承诺。控方有义务证明聂树斌有罪,后者无义务证明自己无罪。只要控方没能提供排他性的、足以证明强奸杀人的证据,判决便应推翻,聂树斌即应昭雪。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一贯的原则,人人耳熟能详。王书金奸杀康女士的供述,在他那里是口供,到聂案的再审中就成了证据,而且是足以启动再审的证据。命悬一线的王书金,无疑是聂案的关键证人,虽然他的话未必有人肯信,但他死了就能让聂案变成一笔糊涂帐。所以,在聂案再审审结前,以任何方式杀掉王书金,哪怕是以法律的名义,都与毁灭证据无异——黑锅还背在聂树斌身上,王书金心愿未了,该不会自寻短见。一旦王书金有个三长两短,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公门。

对王书金的刀下留人,已经是司法自信心和公信力的试金石。不论公正的重审结论如何,我们都该铭记王书金,都该感谢他在最后关头的良心发现,把死刑的惨烈和死刑滥用的后果用这样的方式暴露无遗。人命关天,不论是已经作古的康女士、聂树斌,还是行将就木的王书金,他们的性命都值得我们深深敬畏。跟聂案真相和聂树斌的清誉相比,任何人的脸面、荣誉和党性都已经微不足道。

关心王书金的命运,就是关心聂树斌案的真相,就是关心你我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反思刑罚功能是否该满足于报复性惩罚,从根子上让悲剧不再重演,才是要紧的。严刑峻法从来乏善可陈,我甚至奢望假如所述属实,王书金能获得特赦而免予一死——杀掉这个对自身罪恶充满悔恨的人,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也不会让社会和谐,而且是莫大的罪过。

期待最高法院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开公正地主持对聂树斌案的重审,既不要俯身屈从权贵,亦不必刻意顺从舆情。既然是制度使然,那么即使聂树斌果然被冤枉了,动用国库补偿亲属抚平创伤的同时,建议当局无须过分追究经办人员的个人责任,因为同样的邪恶,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我认为,假如能由此推动刑罚制度的人性化变革,九泉之下的康女士、聂树斌和生死未卜的王书金,其生命价值与废止了收容遣送陋规的孙志刚、质疑了城管机关合法性的李志强、崔英杰难分伯仲。为康女士、聂树斌和王书金建立这样一座纪念碑,让他们提醒我们时刻警惕死刑随时可能变成私刑,更让它不再如此惨烈和随意。

我倡议。

浦志强

20071115 于北京

真凶有义,公检法无情——聂树斌冤案难翻!



聂树斌扯上王书金,源于两桩命案。第一桩是康女士被奸杀,第二桩是聂树斌被枪杀。王书金自己作了第一单,公检法联手作了第二单。王书金承认作了第一单,公检法合谋想赖掉第二单。王书金不想让别人背黑锅,公检法就是要让人背黑锅。王书金挺仗义,公检法很不义。

聂树斌付出了生命,把哀伤留给了父母。没人知道,他有过何等的恐惧,没人了解,在做他这第二单时,他想到了什么。聂树斌知道第一单不是他做的,也知道第二单是谁做的;王书金只知道第一单是谁做的,却不知道第二单谁做了谁。

聂树斌没佘祥林走运,死了十一年的老婆还能现身;也没赶上谨慎点的公差,碰上了一群送命的无常,于是他送了命,把命送在了命案必破的公检法手里。河北荣誉是大局,大局总让人喘不过气来,杀了聂树斌就能穿口气,没人记得生命的鲜活。

王书金把萝卜拔了出来,公检法却想把它再摁下去。王书金想轻装上路,他头上神明还在。公检法豁不出去,得顾全大局。所以,铁案不能翻。唯物主义者,果然无所畏惧。

公检法的专家团队,联手就能战胜真相。铁了心也认得准,康女士不能复生,王书金马上会死,聂家水再大,谅也漫不过桥去。马上要做的第三单命案,就是杀掉证人王书金。知其不可为而有意为之,孔夫子勉励在做,但公检法轻而易举。

但没有王书金的自认,当初如此轻率夺人性命,也是天大罪过。证明聂作了第一单,那是官府责任,不是聂家义务。公检法把自己成两造的一方,自然挖空心思,不仅要人家证明没做,还要为申诉制造障碍。南方周末不了解省情,就敢说聂案绝处逢生,天真又善良,君子可欺之以方。

河北的传统,是破案神速,好歹都能破。承德四农民四次死刑,至今改正无期。那桩大爆炸,炸倒了四座楼,弄死了一百多,又聋又哑的靳如超,勇冠施瓦辛格,也能及时授首。杀掉王书金再做一单,顺理成章。

也许等到海枯石烂,爆炸案真凶现身,聂树斌才能重见天日。

浦志强

2007112 于北京

Sunday, October 28, 2007

别拿六十八岁划线当“亮点”忽悠

回复鹤慈先生并各位网友:

要不是李劲松会后紧着发帖忽悠,扯着嗓子给李瑞环曾庆红立牌坊,我还不至于这么让人不舒服,又张嘴露出青面獠牙。我想连傻子都知道的道理,拿六十八岁划线 到点儿一律走人,本来就是一个因为谁都不想下又没啥好办法,平庸到土得掉渣毫无章法的办法,可是江湖上居然有人把这当成“亮点”忽悠。我心说你忽悠谁都 行,怎么能眼睁睁地把自己给忽悠瘸了呢?连范伟要是不遇上赵本山都不至于这样儿嘛!要是老用这么个傻了吧叽的规矩,就算我是李瑞环和曾庆红,我也得暗地里 恨死爹娘:也不事先算算日子看党代会换届时我到没到六十八,就撑得难受把我早生出来两年,结果亏进去两年多的“坐台”时间!谌容的小说《减去十岁》,里边 就有这个意思。

我不会打麻将平生也从不赌钱——所以更没人带着我玩儿牌,但我知道牌桌儿上有“买马”一说。桌子上的手儿齐了,瘾大的没机会了,但可以想辙参与,把宝押在 某个牌手身上,无论输赢都共进退,这就叫“买马”;单立规矩给自己加大赌注的,那叫“加磅”。我用的“买马”就是“押宝”。还有,骡子是马和驴的后裔,但 自己不能繁殖,想要“买马”下崽儿的走眼买回骡子来,等于投资蚀了本儿。那些倾心于曾庆红的人要是买他的“马”,他一下来就变成了“骡子”,“买马”的人 就砸手里了。既然看不准也了解不到真相,一门心思“买马”的多半弄回来“骡子”,那就别动不动像见了亲爹,先把自己弄得手足无措屁滚尿流,胡思乱想崇敬得 直冒傻气——其实你在局外,拼着老命地递好儿,人家既听不见也不想听,一点儿都不着调,等于白让人家看笑话。这么个写法得加注释,不然再过几天自己都忘了 想说啥。

从1998年以来,我就不关心谁上谁下了,谁都那德行全一个球样,江胡构建的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曾谢幕可贾还在,这就是让李劲松心仪的“亮点”造成的。 我对曾庆红好感甚于对胡温,更不用说老贾了,但这就像希望男足别非等到当了东道主时再出线一样,不能拿这帮球痞的脚丫子当饭吃,因为它长满鸡眼你不知把球 踢到那个门儿里去。不少人买了曾的“马”,但他们很快找到下一匹黑马,还会攒钱买的!这才几天哪,就有人帮李克强、习近平划道儿了,核计买谁的“马”更合 适,盘算着在习、李之争中站哪头儿了。要是老靠这才能让余生有所期待,老少爷们儿们就太可怜了。其实,曾在台上也没多大戏,下了台也不必如丧考妣,何况这 “亮点”对陈光诚案毫无影响。

  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是新权威,买他马的比现在多,可他照样拔枪搂火儿。胡赵二位人死为大不说了,都是少有的悲剧 英雄,但反向淘汰让他们没机会。乔石如今在哪儿呢?行将就木混吃等死,眼看直奔八宝山了吧?李瑞环露个面儿,又能怎样呢?李长春刘云山比丁关根还可恶,照 样呼风唤雨让盛世鸦雀无声!朱镕基拖着上百口棺材,台上吆喝五年没能倒出去多少,几乎全在砸在手里,眼下不拉拉二胡儿听听京戏,你还能让他开棺材铺,或者 找一副自己钻进去?其实,他们本可为社会造福为生民立命,把在位时没做好的做几件,关心关心艾滋病,救助救助穷学生,弹压弹压败家子儿,最好能跟卡特戈尔 似的端几个诺奖回来,但他们想过干点儿人事儿吗?我这周到泰山招呼员工散心,听导游说起去年五一江泽民游趟泰山,不仅生把山上所有游客赶走,还要旅行社取 消全部合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简直是无耻之尤!不要光看胡温亲民把戏,还得知道胡锦涛到陕北过年送送温暖,那里究竟是如何鸡犬不宁的。

只要老拿六十八岁划线,我们就老能摊上这种混蛋,明明买的马到手就变成骡子!说这昏招儿是“亮点”的,不光眼神儿极度散光,简直连“亮儿”在哪儿都还没摸 着。顾城说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可你就这样用它来寻找光明吗?!别忘了有亮儿的地方,未必就有光明,“黑灯瞎火”那也是亮的!从汉语的角度看,我老觉得 “亮点”存在语病,不是个好词儿。它跟某些傻瓜张嘴闭嘴“共和国”不同,后者没有语病,只不过让这帮孙子给张冠李戴了,咱这里是帝国或者说党国,还不是共 和国。

所以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把想做该做的事做好,下自己的蛋,让他们开会最好。对这个只知道八荣不知道八耻的政党,最好就是臊着他们——别担心人家不 活了他们不是王朗。十七大早点儿开完有好处,不至于扰民过甚,开车进京少了好多检查站,跟了二十多天的警察也能干点儿正事儿了,这比什么都实在。

前几天有朋友说我跟中共温和派一个鼻孔出气,责怪为什么赞同构建和谐社会,还说看不到一点反对党的迹象。我想说,找个山头树起根竿子还不能变成反对党。二 十年来精英们组了不少党,徐文立胡石根都有过想法,但他们全是地下党,多少党部趁多少人,与反对党都不是一回事。反对党应有建设性得会说人话能办人事儿, 要对自己负责更得对社会负责,洁身自好尊重对手是第一位的。做人当不当反对党不重要,只要别当革命党或者地下党就行。

对不起大家,最近老是出言不逊得罪朋友,真是不好意思。

浦志强 2007年10月25日又及

梆子、麻将、包子铺——我看十七大

十七大无非是出梆子戏,不管台上多热闹,内行外行都只配看热闹,场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尽在后台的股掌中。从来只看到 新人笑,谁曾想到过旧人哭?其实人家不想走,其实他们都想留,不过是因为这折儿唱完了,反正后台能歇脚儿。十七大又像一桌儿麻将牌,不论牌大牌小只讲究小 糊儿即安,哪怕小糊儿只崩了个屁糊儿,他也能接着再坐一庄。十七大还像一间包子铺,讲究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不管新包的吃剩的反正五年一屉。包子好坏全在褶 儿上,肉馅儿的纸馅儿的爱吃不吃,馅儿大的馅儿小的反正不是馒头,时候儿到了儿火候儿没到,只要到点儿就得揭锅。至于包子的口感如何,那就只能糊哩吧嘟 了。
“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说的是老百姓与十七大的关系。人家揭不揭锅下不下台,跟咱平头百姓没啥关系,有人非得代表别人,但从来没人想到过你。猜来猜去 的劳神费力瞅谁都有戏,相来相去竹篮打水看哪个都挺像,只可惜桌上台上蒸锅边上的,不管戴不戴眼镜是不是秃瓢儿,没有谁真像戈尔巴乔夫,全他娘的像勃列日 涅夫。既然咱吃不上肉馅儿的,眼下又当不了编导,一缺三都轮不上咱凑上去打两圈儿,腰里只够买头骡子的本钱,就算砸锅卖铁也买不起谁的马,所以还是踏踏实 实吃那锅纸馅儿的包子,用心琢磨琢磨日后的早点该如何打发,这才是正经。
遥想公瑾当年那可是一无所有,好家伙个个儿恰同学少年,就连在岸边击水都敢号称浪遏飞舟,没成想枪声响有情况,至今还溜达不成纪念碑。开始还巴望一两年能 行,五六年可能,十来年儿差不离,可回回落空。风水轮流转总到不了咱家,王侯将相还真得有种,怪只怪祖坟上有点风水还来自西伯利亚。回头看自家的地全荒 了,一想这再过十年可就糊了,皇恩浩荡起码得荡成芦苇荡,不光免你的人头税还免你的猪头税,可再大的恩典也架不住光长草不打粮食,这才醒过神来恍然顿悟: 下你自己的蛋孵你自己的鸡,这会还让他们自己开去吧!

浦志强

2007年10月24日

为郑恩宠案再致《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等律师函

各位师友:
2007年10月25日上午,我在公证员见证下,向《解放日报》、《文汇报》及所属报业集团,以及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发出六份特快专递,要求他们就 《“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损害郑恩宠名誉权问题承担责任。为便于他们回忆事情的经过,我附上了两年前的第一份律师函和四年前到那篇奇 文。
鉴于诉讼时效即将届满,而郑律师虽已出狱,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也已服满,但依然处在在上海当局的监控之下,就业、出行、通讯被严密限制,上海法院独立审案 的条件仍不具备,为避免胜诉权丧失,本人征得郑律师首肯,仍以这种方式行事。对于终将有机会伸张正义,我始终抱有信心,一旦条件允许,本案将进入诉讼程 序。
涉案文章内容失实,观点偏颇,对郑恩宠的人格多有侮辱。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新闻工作者,有借鉴意义,这个行业需要知道,既应对外争取自己的权利,更应对 内约束自己的行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功过是非自有公论,哪怕到地老天荒,作者难以逃避。所以,我们得帮帮他们。
如有打扰,特别致歉。
浦志强 2007年10月26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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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针对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侵犯郑恩宠名誉权的行为,本律师受郑恩宠夫妇 的委托全权处理与各位的交涉事宜。为此,本人曾于2005年10月27日寄发特快专递,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对函件寄送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在文本公证寄出次 日,本人向各位传真发送了函件文本。关于郑恩宠及时主张权利的行为,现有律师函文本、特快专递寄发凭证、(2005)京二证字第32312-32317号 《公证书》,以及公证处存档笔录备查。只要诉讼时效还在,郑恩宠对各位的胜诉权便“硬硬的还在”。
自上次发函至今,我们一直期待各位能明辨是非,勿以善小而不为,能体面致歉以消除影响,甚至幻想能不拘形式地承认侵权以求谅解。然而令人遗憾,郑恩宠走出 提篮桥监狱已经一年有半,没收到各位哪怕私底下传递出的一丝歉意,各位仍在装聋作哑,仿佛白纸黑字的侵权事实从未发生。鉴于重新起算的诉讼时效又将届满, 为挽回报道对郑恩宠的不良影响,并为商讨赔偿事宜创造契机,本律师再次致函各位代郑恩宠主张权利,同时谋求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本件律师函的邮寄过程,仍将 委托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函件寄发会导致时效重新计算,直到2009年10月的对应日期。
本人依然认为:各位撰写和刊发的报道之构成侵权,表现在文章内容严重失实致其名誉受损,他的社会评价因此降低,以及各位在文章中使用大量侮辱性言词,对其 的人格构成了实际贬损,亦即文章存在侮辱郑恩宠人格的内容。支持本人观点的事实是:文章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 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戴上的;将郑恩宠维护拆迁户基本人权的合法执业行为,全都说成是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将郑恩宠编 发拆迁法规的行为诬陷为“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文章还虚构了他在天山内衣厂“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的所谓“事 实”。不仅如此,文章还诬蔑郑恩宠在人才济济的上海“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 ’”;称他虽“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虽“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虽“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各位在文章中,将郑恩宠刻画 成了一个“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的骗子,称他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自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盛世谎言大行其道,不写假新闻就没资格做记者,也就没人有资格对各位求全责备了。按照本律师的理解,各位撰写和刊登这篇报道 时,想必有若干只可意会的苦衷,因为谁都知道在近年来的上海滩,某些话题属于令人闻之色变的敏感禁区。恰如郑恩宠从未奢望你们四年前便冒险调查当时如日中 天的陈良宇,本人今天也不曾期待你们立即挖掘已成昨日黄花的黄菊和王维功。见惯了媒体天天锦上添花,记者寻机信口雌黄,总觉得只要没过分攀附没主动投怀送 抱,除非大奸大恶或涉及大是大非,小小不严人云亦云亦无需过分苛责。但本案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理由要求,你们至少不是必须如此刻薄地诽谤郑恩宠,哪怕是 仅仅迫于上命差遣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言以蔽之,即使不能不做这件“脏活儿”,你们也不是非得把“丑事”做到如此之丑!所以我们坚持认为,各位如此谋 篇布局这样遣词用语,只能说明内心过于卑劣手段太过刻毒,你们对郑恩宠太过分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郑恩宠不能容忍这件事就这样不清不楚的不了了之。
对郑恩宠维护自身权利的不懈追索,即使各位仍旧装聋作哑,都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了断。在上海法院就与郑恩宠相关案件的审判实现真正 的公正和独立前,除非他本人捍卫人格权利的立场改变,只要各位一天还没有低下头来,本人至少都会记得每隔两年便及时发函敦促一次,以保证他的诉讼时效不会 消灭!虽然各位已有的表现,已让人不再可能寄予过高期待,但我们仍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反馈。本律师尤其希望,文章的作者陈斌和杨金志两位资深记者,能反省你 们从业以来的所作所为,能明白自己今后究竟应该怎样做记者,能知道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和到底应该怎样写,能从媒体良知和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底线出发,以对事 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以对自己良心、祖宗和子孙负责任的态度,正视文章构成侵权的铁的事实,尽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刊登道歉 声明,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和取得郑恩宠的宽恕。
所有回复如果能有仍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07室(邮政编码100025,电话010-85869176,传真号码010- 85869163)。我不希望看到各位依然保持沉默,更不希望再次得到北京市司法局的善意规劝。本律师再次忠告:任何企图通过行政当局限制被害人依法维权 和劝阻本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只会给人民政府添堵和添麻烦,对纠纷的解决无济于事。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若真的想让这件事走进历史,关键还要靠你们能 够把握现实。现在低头还来得及,虽然未必立地成佛,至少能发现回头是岸。
本人相信,你们在郑恩宠事件报道上的表现,将有机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不良记录。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7年10月25日

附件:1、2005年10月27日发出的第一份律师函:

律 师 函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文汇报》暨
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先生、《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先生:

受郑恩宠及其夫人蒋美丽委托,本律师就《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003年10月29日分别刊登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撰写的 题为《“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侵害郑恩宠名誉权事宜发出本律师函,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 刊登道歉声明,并向郑恩宠夫妇赔偿精神损失。
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在第2版、《文汇报》在第8版分别刊登了由《解放日报》记者陈斌和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杨金志撰写的《“桂冠”背后的 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该文在引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恩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案一审判决书主要内容之余,捏造事实并恶意使 用侮辱性言词贬低郑恩宠的人格,导致后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对其名誉造成了实际损害,并给其本人和亲属带来了精神痛苦。
一、报道内容严重失实,致使郑恩宠的社会评价降低。
文章作者杨金志和陈斌,以新华社记者和《解放日报》记者身份,在未对上海市拆迁诉讼状况进行起码调查的情况下,无视郑恩宠为数以百计的上海拆迁户艰难维权 的事实,撰文指称郑恩宠头上的“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都是“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的;作者对郑恩 宠依法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正当性过于迟钝,对升斗小民在大资本重压下蒙受的苦难熟视无睹,即对其维权行为肆意歪曲,指其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作者 本应轻易了解到郑恩宠编印散发的,不过是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拆迁安置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目的是普及法律知识以便拆迁户能理性处置自身权利,却在文中以 “擅自编印、散发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的行文混淆视听;作者本应敏锐地意识到,上海地方公安检察当局对周正毅事件的养痈成患负有失察责任,却轻率地以未曾 在上述机关见到郑恩宠有关举报文件为由,否认其人尽皆知的抗争行为;文章还称郑恩宠在上海天山内衣厂期间曾“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 名”,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二、文章有意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恩宠的人格造成了贬损。
报道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言词,对郑 恩宠的人格进行贬损。报道称郑恩宠对头上的诸多“桂冠”“得意洋洋”,但“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不过是无名之辈”,只是“因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更有甚者,称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 、说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法”,说他“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说他“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说“大庭广众面前,郑恩宠以一 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等等。上述侮辱性言词贬损了郑恩宠的人格,损害了郑恩宠的名誉。
三、报道构成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侵犯了郑恩宠的名誉权。
公民的名誉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我国法律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郑恩宠捍卫自身名誉的民事权利,不因其眼下在押犯的处境而有所变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或者文章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并造成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均属构成侵害他人 名誉权;对于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也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一文的作者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和《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显然构成了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并应承担责任;《解放日报》、《文汇报》在刊登上述文章时,对其行文中的众多不实之辞和侮 辱性言词,未尽到应有的核实与审查义务,同样构成对郑恩宠名誉权的侵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对下属媒体所实施的侵权行为,应依法承 担责任。
众所周知,《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对国内政局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更成为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其地位举足轻重;《文汇报》的发行,则主要面 向知识界,该报对人物臧否一向为人瞩目;两报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对受众有着较大的影响。上述文章发表并在各自网站发布后,经过了其他媒体和网站的转载,影 响力即侵权后果进一步放大,对郑恩宠名誉的损害程度大大加深。
本律师受托向各位公证发出本律师函,期待着你们能从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底线出发,谨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以对事实、法律、公众和郑恩宠夫妇负责的态度,于2005年11月20日前作出明确的回复,否则我们将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救济。
所有的回复敬请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97号3层307-308室
邮政编码:100025 电话:010-85869176  传真:010-85869163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浦志强
2005年10月27日

附件2、200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文汇报》杨金志、陈斌的署名文章:《“桂冠”背后的真相——郑恩宠其人其事》

“桂冠”背后的真相
——郑恩宠其人其事
新华社记者杨金志 解放日报记者陈斌
2003年10月2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郑恩宠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法庭上,郑恩宠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曾经被境外一些媒体和组织别有用心地戴上“动迁维权斗士”、“反腐败英雄”、“著名大律师”等“桂冠”的郑恩宠,其真相大白于天 下:作为执业律师期间,他曾因违反律师执业纪律被停止执业半年;丢掉律师执业资格后,他违法进行有偿公民诉讼代理;一段时间以来,郑恩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并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至于他所谓的举报官员腐败、调查“周正毅金融诈骗案”等内容,则是子虚乌有、纯属虚构。
  所谓“著名律师”竟无律师执照
   郑恩宠对“著名大律师”这一“桂冠”得意洋洋,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在人才济济的上海,郑恩宠本是无名之辈,只是因他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被公安机关逮捕、经众多新闻媒体曝光才得以“扬名”。知晓实情的人士都知道,郑恩宠是申城律师界违法乱纪且屡教不改的败类:他自称“精通法律”却知法犯 法,自称“为民请命”却巧立名目索取费用,自称“反不正之风”却自身道德败坏。
  早在上海天山内衣厂当工人期间,郑恩宠就因违反劳动纪律、长期 无故旷工而被工厂除名。1993年10月起,他先后在上海数家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师。1996年7月,郑恩宠在精诚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因擅自编印、散发 非法小册子误导群众,被虹口区司法局律师惩戒委员会处以停止执业6个月的处罚。
  2001年3月7日,郑恩宠与四维律师事务所解除了聘用关系, 不久又打算与敏鉴律师事务所签订聘用律师合同,期限为3年。敏鉴所向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报送了郑的转所申请材料,黄浦区司法局根据《律师法》关于“律师应 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的规定,经审核后认为,律师与事务所解除聘用合同后,就不再具备执业律师的身份,郑要求在敏鉴 所执业的行为,不适用“转所”规定,而应当申请“重新执业”,遂于3月29日签署了“不同意接收”的书面意见,并在4月6日将申报材料退回,同时将审核意 见和具体理由通知了敏鉴所。
  郑恩宠明知黄浦区司法局这一决定是根据《律师法》的规定作出的,却表示不服。一方面,他以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和 黄浦区司法局为被告,连续提起7起行政诉讼,结果都败诉;另一方面,他在明知自己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为牟取经济利益,在住所的门外张贴“郑恩宠律 师”标识,招募人员,组织一整套班子,非法从事民事、行政和法律咨询业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1年3月28日至12月31日,郑恩宠接收各类案件共 213件,办理代书咨询98人次。在明知《律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情况下,郑恩宠却以 “代理费”、“调查费”、“行政复议费”、“咨询费”、“代书费”、“交通费”等名义,向当事人收取各种费用约60万元。
  大庭广众面前,郑恩 宠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招摇撞骗;在阴暗角落里,他却从事着坑、蒙、骗的勾当。2000年11月,郑恩宠在代理陈某要求撤销徐汇区房地局作出的对其进行强 迁的行政裁决一案时,自行涂改与当事人签订的委托合同中所列委托费用金额,并据此欺骗其所在律师事务所,开出发票500元,但郑又将发票藏匿,向当事人出 具自行购买的收据,所列金额竟变成1200元,要求当事人予以支付。此类分别向律师事务所和当事人骗取及出具“阴阳发票”的手法,是郑恩宠谋取不当利益的 惯用伎俩。
  荒唐自封“反腐英雄”
  境外某些媒体和组织为郑恩宠编织了“反腐败英雄”的“光环”,郑恩宠也吹嘘,是他“捅出了周正毅的金融诈骗案”,并“由此揭露了高层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采访,可以负责任地澄清两个事实:第一,至今为止,有关纪律检查部门和司法机关从未收到过郑恩宠对周正毅问题的任何举报和起诉材料;第二,至今为止,在被审讯过程中,郑恩宠也从未向办案人员提出过他曾举报周正毅问题的事。
  原本对“周正毅金融诈骗案”一无所知的郑恩宠为何突然对周正毅一案大感兴趣?请看郑恩宠自己的坦白交代:在知道了周正毅的问题后,“我就意识到周正毅的问题也可以炒作的,可以炒大的。周正毅事情炒大以后,我也可以将自己名气炒大,我的律师证解决就有希望了。”
   正是出于个人目的,善于投机的郑恩宠将自己打扮成揭发周正毅案、反腐败的“英雄”。他为了借助境外势力解决自己的律师证,将所打听到的周正毅问题的材料 全部发送给在境外的“中国人权”组织。正是在恶性膨胀的私欲驱使下,郑恩宠堕落到了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深渊。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国法不容
  2003年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将郑恩宠刑事拘留。同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批准对其进行逮捕。经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审查,8月14日,检察机关依法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依照这条法律,法庭审理没有公开进行。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28日,郑恩宠在住处将新华社内参刊物中一篇稿件的复印件传真给“中国人权”组织,并在复印件上亲笔注明:“新华社内参稿,望引用”。经上海市国家保密局鉴定,这一内参稿件属于秘密级国家秘密。
   法院认为,郑恩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即:“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 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 利。”郑恩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走上犯罪道路只因私欲膨胀
  根据郑恩宠的交代,他不顾一切地搜集国家秘密、采取火上浇油的方式加以处理并发送给境外组织,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重新获得律师执业资格,为个人牟取私利;其二,是希望通过境外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
   郑恩宠自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道路本可以光明正大,他却偏偏走上一条歧途。郑恩宠曾经对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交代说:“我也是改革开放的受 益者,而且我认为自己得益的地方比其他人还要多。如果国家没有公开报考律师制度,我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律师;如果国家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我也就 没有机会为公民代理诉讼,与政府部门对簿公堂,行使诉讼权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有目共睹,郑恩宠本人也受益匪浅,所以他认为自己“走 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很不应该的”。但是,罪行已经犯下,任何触犯法律的人必须接受法律的惩罚。

Thursday, July 26, 2007

软硬通吃与软硬不吃——我看高智晟事件

[按语]:这篇文章是应《人与人权》杂志约稿,于2006年过年期间写完的,当时距北京市公安局15日征求我等对高案的意见,不过二十几天光景。此后至今,我没就这个话题发表过任何意见。 - 浦志强 2007. 7. 22


眼看着高智晟把仅有的空间日渐打光,心急如焚但没有办法。我的感觉是,高智晟可能很快要出事了。我告诉警察,高某人说什么和写什么是他的权利,信不信和认可不认可是别人的事,但这不是骚扰人家的理由,因为他没有犯法。虽说并不负有传话使命,我还是建议高智晟悠着点儿以避免出事,因为那样对谁都不好。好像高对我挺客气,我知道了便挂断电话。放下电话我也知道了:大势已去难以挽回。

对高智晟每天一篇檄文,我没怎么看过,既没功夫也没兴趣。他与警员搞得那么僵,既不至于也没必要。听说他对2006年的估计,是共产党马上完蛋,只要把决定皈依基督教、支持法轮功、退出共产党三张王牌一打,就能聚起一两亿人气,诺贝尔和平奖和总统大位,早就虚位以待了。感觉似曾相识,八九年的广场上,我曾对邓、李、杨马上垮台的谣言深信不疑。他比较膨胀,除了郭飞雄,所有人都不在话下,丁子霖老师一瓢温水本是好意,也会遭遇口诛笔伐,至于是否觉得我等全是孬种,这我不清楚。

对高智晟的首倡绝食,我不赞成但还能尊重;对他拉别人一起玩儿接力绝食,我不赞成甚至反感;对袁红兵郭国汀等人的鼓噪,我不以为然。我赞同秦晖的话,人可以选择自己做英雄,但不能强迫别人做英雄;人可以选择自己不做英雄,但没有理由嘲笑英雄。高智晟能有今天,以袁红兵、郭国汀和范亚峰为代表的海内外人士难辞其咎:他本来想当大英雄,你们把他扔房上不给备梯子,无异于拿他当猴儿耍看着他丢人现眼,害惨了老高也害苦了别人。

对高智晟入狱后的表现,我很失望但也理解。将心比心,觉得既然没进去过,吹牛没多大说服力,谁都无权要求老高死扛,何况对自己会不会比他好没把握,所以越发不敢揽那份杀身成仁的瓷器活儿;至于那份服软撇清的声明,我相信就是高智晟的手笔,至少经过他的同意。遗憾的是,姑且不说维权无需跟谁死磕,你既然号称要死磕,那就至少得有把牢底坐穿的准备,我以为以爱老婆疼孩子为由一退了之,过于儿戏而且难以成立。

高智晟有血有肉有弱点,是个中人不是高人,对他不应过分苛责。以高智晟的缺乏积累,近年来异军突起瞬间名满天下,很难说不是唱高调的收成。对他寄予过高希望的同道,应当反思你们的鼓噪是否出于公心。时势造英雄,但我想说时势造出的英雄,未必能造得了时势。高智晟的很多判断缺乏常识,诸多举动像造势而非造时势,也就没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只能化身为历史事件的过客,这是他的宿命。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八九英雄,当年的水准也大抵如此。

至于袁红兵之流,说的比唱的好听些。历史是由英雄写的,但英雄史诗的写手未必是英雄。我不认为,以英雄史诗闻达于诸侯,写手就能厕身英雄之列,这要看他究竟几斤几两。十几年前鼓吹暴力革命,祸事临头只身落荒,把一群小兄弟全撂进监狱;几年前故伎重演,为自由而南逃澳洲,又折掉一帮官员的顶戴。子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袁大人能把一件事儿做上两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阿瞒境界,固非本人所可逆料。高智晟上袁氏的当,权当交了学费,假如周瑜打黄盖,我照样没得话说。

高智晟和郭飞雄的激进,曾给我们拉开一点空间,让我们能低头做几件小事,所以不该忘记他的努力;但他们的冒进把原有的一些空间打没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他们应当反思。时过境迁,让他过几天安静的服刑日子,对人对己才是忠厚的——不然的话,你们就毅然回国,自己试试看。

浦志强 2007722日于北京